纳税与归属之间:日本收紧外国人政策,正让守规则者失去安全感

2026.08.10 | 日本签证

最近,日本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引发了广泛关注。发帖的是一位日本男性,他提到自己的妻子是外国人—-而且并非某些人刻板印象中”来日本占便宜”的那类人。妻子一直在认真工作、正常纳税,缴纳的税金甚至超过不少普通日本国民。但最近,妻子第一次认真地告诉他:”即便有你在这里,我也开始觉得,自己可能没法继续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了。”

让他妻子感到不安的,不是收入下降,也不是失业,而是最近围绕外国人的舆论氛围,以及接二连三收紧的制度变化。这种持续收紧的政策节奏,让她逐渐失去了安全感。这位丈夫最后甚至说,如果因为这样的环境而失去妻子,他绝不会原谅高市政权。这条帖子被大量转发和点赞,触动了不少人的共鸣。

看到这条帖子时,我想起另一位朋友最近说过的话。他三十多岁,在日本工作多年,年收入已经超过1000万日元,放在日本绝对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他说自己这些年来,所得税、住民税、年金、健康保险全都按时缴纳,法律也一直严格遵守。过去他考虑的都是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在哪里买房、如何让家人在日本安定下来。但今年,他却第一次认真地告诉我:”我开始考虑要不要离开日本了。”

年薪千万的人为什么反而想走?真正让他动摇的,并不是某一条具体的政策,而是一种弥漫的”不确定感”。最近一段时间,日本针对外国人的制度密集调整,永住审查的严格化尤为明显。入管厅现行指南已经明确,不仅要求申请时缴清税款,如果过去未在规定期限内按时缴纳,也会在审查中受到负面评价。而2027年4月之后,永住者若在明知有缴纳义务且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故意拖欠税金或社会保险费,可能面临资格被取消的风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偶尔忘缴、短期失业或一时经济困难就会直接导致永住被取消。但对于许多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的人来说,心理层面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以前觉得拿到永住就意味着人生终于安定下来了,现在却发现,所谓”永住”并非一劳永逸。与此同时,在留手续费用也在上涨,近期制度修改还提出大幅调高更新、变更资格的费用,以及永住许可费用的大幅提升,这在外国人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如果只是钱的问题,很多高收入外国人其实付得起。真正让人在意的,是这种政策收紧的节奏—-为什么针对外国人的措施一项接一项?下一项又会是什么?这才是许多长期在日外国人内心真正焦虑的地方。

最近和一些在日本生活了很久的朋友聊天,发现类似的声音确实比以前多了。有人已经来了15年,年轻时留学,毕业后进入公司,从基层一步步熬到管理岗位,结婚、生子、买房,几乎整个成年人生都在日本度过。以前被问起是否回国,他大多回答:”都这么多年了,还回哪里?”但最近他的说法变成了:”再干几年,差不多就回了。”还有一位在知名日企工作的朋友,收入很高,孩子也在日本上学,过去一直准备申请永住,最近却告诉我:”先不急,我现在反而想看看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有没有机会。”甚至一些已经拿到永住资格的人,也开始重新考虑资产配置和未来的长期安排。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日外国人正在”大规模逃离日本”,目前也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样的结论。但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离开日本”这件事,正在从过去偶尔的抱怨,变成一部分长期居住者认真计算的现实选项。

那么,日本人真的越来越讨厌外国人了吗?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地用”是”来回答。日本有一亿多人口,态度自然千差万别。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普通日本人依然正常工作、正常交往,也有很多企业和地方政府非常欢迎外国人才。但社会氛围确实出现了值得关注的转变。日本政府一项针对在日外国人的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歧视。与此同时,在日外国人口仍在快速增加,截至2025年底已达到约412万人,首次突破400万关口。

外国人增多,社会对外国人的关注度自然随之上升。旅游公害、外国人买房、土地交易、社会保险、税金、非法滞留、驾照切换……这些原本性质不同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容易被归入同一个标签下讨论:”外国人问题”。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外国人违法的视频很容易被放大成”外国人都这样”,一起地方纠纷也可能迅速引发”日本是不是外国人太多了”的讨论。这种舆论氛围最终反过来影响政治走向。近年来,”日本人优先”等口号获得一定关注,外国人政策也越来越频繁地成为选举议题。国际媒体同样注意到,日本政治中对外国人问题正展现出更强硬的姿态。

所以,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某一天日本人突然”开始讨厌外国人”,而是外国人正从过去社会中一个相对边缘的话题,逐渐被推到政治争论的中心位置。

而最尴尬的地方在于,日本偏偏又离不开外国人。一方面,社会舆论频繁质疑”外国人是不是太多了”;另一方面,便利店、物流、建筑、介护、餐饮、制造业、农业、酒店等行业,早已到了没有外国劳动者就很难正常运转的地步。外国劳动者早已不再是一个”要不要接受”的理论问题,而是日本劳动力市场已无法分割的一部分。目前日本外国劳动者已达约257万人,仍在持续增加。

问题因此变得格外微妙:日本需要外国人来送快递、照顾老人、进工厂、写程序、缴纳税金和年金,但当外国人真的工作十几年、买房、生子,把日本当作第二故乡之后,却发现自己在许多人眼中可能依然首先被定义为”应当被排除的外国人”。这才是最近许多长期在日外国人真正感到失落的根源。

那位年收超过1000万日元的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我不是怕多交钱。我怕的是不知道五年以后这里会变成什么样。”这句话比任何抱怨都更值得日本社会深思。因为真正容易离开的,往往恰恰是最有能力离开的人。年收千万的IT工程师可以去新加坡,技术人员可以选择回国或转战其他国家,经营公司十几年的人可以把下一笔投资放到别的市场,年轻的留学生若看到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重新规划方向。他们不是没有能力留下,而是在计算:留下还值不值得。

日本当然可以提高门槛,加强管理,也应该处理违法、恶意欠税、破坏规则等问题。但”严格管理外国人”和”让守规则的外国人失去归属感”,实际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如果前者不加区分地滑向后者,那么最终流失的可能不仅是人口数字,更是那些本愿与日本共同成长、也最有可能为这个社会持续创造价值的人。